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并不是因为搞了改革,目前才首次面临大量高校毕业生无法就业的巨大压力。1968-1969年,当时在中国大专院校里累积了五届学生,中学里累积了六届学生,都是因为“文革”导致的国民经济近于崩溃而无法安排就业。那时候毛泽东想出一个绝招,把几百万大中学校学生统统发配到农村和边疆,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是以这个办法来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此法被那时毛的接班人林彪暗中称为“变相劳改”);这个办法导致了中国教育的断层,令教科文领域很多年里“一片萧瑟鬼唱歌”。
今天大概连自封的中国“新左派”人士,也不好意思推荐再用毛的绝招来解决当下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不过要是真用此绝招,一定能解决中国今天“愤青”过多的问题——只要把他们发配到农村和边疆,“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用半年时间,他们里边的大多数人对毛主义的颂扬和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否定就会倒过来,因为当年的众多“愤少”即红卫兵们就是在下放中普遍觉醒,变得理性的,看清楚了极左政策只会让国民死路一条。
既然不能用毛主义的旧办法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难,我们就得另想它法。我多年来一直呼吁,增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第一是要大量废除和修改中国目前成文不成文的限制第三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规章制度,使这些行业不再列在“敏感行业“的单子上,让中国公民能在教育、卫生、文化、法律、金融、通讯、体育、娱乐以及其他服务领域创业,使得开办学校、医院诊所、律师事务所、公司等等实体的准入门槛降低。
第二,要加速解决中国公共管理部门资源配备不平衡的问题,即那些与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最密切相关的部门,其人员的数量和素质均严重欠缺的问题。这里我特别要提及执法部门,也即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与国际主流接轨之前已经毕业和入学的法律系大量的本科生,必须帮助他们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
笔者的建议是:让他们中的大多数去当警察和城市管理部门的职员。几年前读到一条新闻报道,说是全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普遍教育水平而言,数公安系统的最低。后来又读到海外的一篇资料汇集,表明从1990年代末到2004年初的六年期间,全中国报道出来的“群体抗议和骚乱事件”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与执法人员的行为方式有关。执法人员本身的素质低下,包括他们粗暴野蛮的行为方式,是引发老百姓集体不满和抗争的基本原因之一。2003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赵燕就已经撰文呼吁,要加强对警察的人权教育。让中国法律系的本科毕业生去当警察和城市管理部门的职员,会大大有利于警民关系的改善和法制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