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浅论中国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基本趋向

　　如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建立的，将城乡严格分割开来的户籍制度，尽管仍然存在，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松动，对农民的束缚力大为减弱。在城乡经济沟通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正在减少，他们不仅具有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而且也有了更多的谋生途径。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这一切表明农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自主性大大增强了。 和农村居民一样，城市居民也从政府的职能转变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空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政府开始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在经济体制和社会转轨中逐步扩大了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自主权。企事业单位管理自主权的扩大，为单位职工工作和生活的选择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知道，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在城市建立了“单位”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当时，对于个人来说，单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依托，对于国家来说，单位是隶属于国家的职能部门。

　　由于单位所再生的资源都被政府收归国家，然后在国家统御性的再分配体制中获取资源的供给，使得单位在宏观上表现为对国家的过分依赖。由此形成了国家对单位、单位对个人的支配权力，构成“国家-单位-个人”的支配链条，也导致了个人对单位和单位对国家的依附，形成“个人-单位-国家”之间的依附链条。这两个链条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国家享有强大支配权的同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另一方面，单位和个人则失去了基本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关系的调整，传统的单位体制不断被弱化，政府对个人的控制范围和力度也呈削弱的趋势，个人逐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人们除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源之外，有了更多的其它资源，体制外的各类组织开始出现并很快发展起来。政府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改革政策，使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也造成了市民社会身份的分化，过去那种被所有制所高度固定化的身份体系逐渐解体，并向弹性身份体系转变，人们选择身份类别的自由度增加了。

　　城市市民社会身份的分化趋势意味着市民开始摆脱统一行政关系的束缚，市场价值的评判对市民的影响力开始增强，市民越来越依据市场的需求来选择职业以及谋生的地域。同时，多种所有制并存，使得市民个体直接占有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市民与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这样，最终形成了以交换价值为取向的利益主体，“个人开始意识到独立的个人利益的存在，并逐渐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来作为个人行为的原则。”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与改革前相比，公民作为社会个体，无论是乡村农民，还是城市市民，其权利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另外，国家也通过修改、制定、完善各种法律制度，维护、保障和规范公民这种权利和自主性的发挥。如果从制度层面对这些权利和自主性作一个概括的话，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迁徙和就业的权利;自主消费和选择获取福利方式的权利;言论、交往、隐私的权利;个人财产权利;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等。